随着中国人的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与生活压力的日趋紧张，“休闲”、“休闲文化”等也成了这些年的流行语，什么休闲鞋、休闲服、休闲小品、休闲一刻、休闲时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与此同时，人的生活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所谓work hard，p1ay hard（拼命工作，拼命玩），已经成为许多人，尤其是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信条。不懂得休闲就不懂得生活，就无法很好地工作。
如果说流行语的出现与变迁总是反映着社会心理与文化风尚（比如90年代流行的“潇洒”、“酷”、“休闲”等都是如此），那么休闲与休闲文化的流行也必然具有它特定的社会文化原因。休闲文化为什么在今天成为人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部分？在休闲文化的狂潮背后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原因？
大家知道，人类的生产与劳动方式经历着历史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类型的兴替相联系。如果说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与劳动方式主要是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只是少数精英或贵族阶层；那么，现代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就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会，是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至少在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而不是少数精英）都在从事广义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则逐渐被机器取代（与此相应的是白领工人的人数比例逐渐加大），对休闲与休闲文化的需要就成为社会上多数人的需要。更为关键的是：特定的劳动生产方式决定了现代人特定的紧张类型，它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紧张是不同的。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在农忙季节也很紧张，但是这种紧张更多地是一种体力上的劳累，而不是精神上的压力，因而与现代人的紧张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决定了现代休闲文化（含文学）的功能的独特性：它所缓解的是脑力劳动造成的精神紧张，而不是体力上的劳累。也正因为如此，缓解的方式经常恰恰表现为体力上的极度消耗（它正好意味着脑力上的极度松弛），如“蹦迪”。
缓解精神紧张的需要也导致了现代休闲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感官化、平面化、图像化（即使文学也是如此），它必须是易读的而不是艰深的，否则就与缓解精神紧张的宗旨相背。在这个意义上，古人所谓“闲居静思则通”与现代人的休闲观念毋宁大异其趣，因为这句古训讲的“闲居”是“思”的一种方式，而现代人的休闲则正好是为了“否思”（不思考）。中国古代儒家很讲究思考的环境与心境（都应当静），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思，所以这些言论与休闲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关系。
此外，现代社会的劳动生产是制度化的。古代社会的生产劳动主要是农业劳动，基本上是遵循自然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特点是非制度化的或制度化程度很低，农忙过后差不多都是“休闲”时间；而现代工业化生产是制度化的，有严格的工作制度（比如8小时工作制），这种持续的、刻板的、僵化的工作方式使得现代人总是处于持续的精神压力与竞争压力中。司马长风有一段话：“近代都市使人的生活太紧张。社会好像一部大机器，人是一个小零件、身不由己地随着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可以说是对于现代都市人生活的绝妙写照。现代休闲文化的兴起实际上就是为了缓解由这种压力造成的精神紧张，它的对象主要是都市中的工薪阶层。而且由于劳动是制度化的，紧张是制度化（或曰结构性）的，结果是休闲竟然也变得“制度化”起来，它要先被“规划”（scheduled），列入议事日程。也就是说，你不能想什么时候休闲就什么时候休闲。笔者经常有的感受是：在你最想休闲的时候你必须工作，而在你不想或不太想休闲的时候，单位或别的部门却给了你弃之可惜的休假的机会（因为是免费的）。尤有进者，许多休闲文化与休闲文学也是根据大众的这种制度化的休闲需要而被文化生产部门制度化地加以规划，它是机械复制的产物，是文化工业的一个部分，因而不能不是雷同的、无个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恰好违反了休闲的真正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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